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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子玉

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吸引大量顶级选手参与皇权的竞争，而最后的胜出者，除了个人能力和心力强大之外，都是因为，他们能够代表更多人的利益，覆盖面广，故而能建立新的王朝。

元末的起义军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分布在安徽、河南、河北等东部地区和江汉流域等西部地区的红巾军，以刘福通、郭子兴、陈友谅等人为代表；以浙江的方国珍、江苏的张士诚、福建的陈友定为代表的非红巾军系统。

虽然是群雄逐鹿的混战局面，但红巾军明显属于主流，各诸侯都在名义上归属于红巾军系统，以方便自己参与竞争。而红巾军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其覆盖面相当广，同时做到了对底层的百姓和中层的知识分子的广泛覆盖。

韩山童在初起事时是以宣传白莲教为掩护发展力量的，其提出的“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的口号刚好迎合了底层百姓的心理需求，因而队伍得到了倍数级的扩张。

对于知识分子，红巾军则是另一套方案，他们以“复宋”为口号以吸引儒教精英的加入。比如，刘福通假托韩林儿是宋徽宗的第九代孙，自己则是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代。

宋朝是文人的春天，大量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了帝国庙堂，出将入相，而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和色目人的利益则是将科举当成了摆设，汉人精英只能在地方上从事教育行业来维持生计，所以红巾军以“复宋”为口号自然就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加入。

再加上宋是汉人王朝，红巾军可以以复兴汉人王朝为口号打民族界限这张牌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

大量的知识分子的加入马上就改变了红巾军的人才结构，自然就以顺势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主流。

朱元璋是脱胎于红巾军，所以红巾军的战略遗产也肯定被他继承，通过宗教来吸引底层百姓的加入，以“复宋”的口号吸引大量知识分子的加入。

但红巾军所能吸收的上限也仅限于知识分子，对于有实力的地方乡绅，他们则完全不能兼容，甚至还一再遭到乡绅力量的打击，比如，李思齐、张思道、张良臣等地方武装都是红巾军的劲敌，红巾军在发展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强对手不是元军，而是汉人乡绅力量的打击，元朝政府为了打击红巾军也就顺手封给了这些人相对应的官职。

其实这也很正常，在元末的乱世，底层百姓和知识分子都有利益诉求，而乡绅阶层最大的愿望则是保住手中的蛋糕，他们自然会成为打击红巾军的主力。

所以，如何团结乡绅阶层就成为决定起义军成败的最关键指标，而朱元璋正是在成功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实力不断壮大的。

随着元末的乱局持续演变，乡绅阶层发现，元朝已经不能再代表他们的利益，必须寻找新的大树建立新的秩序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此时的朱元璋也及时调整了政策，表示了对乡绅阶层的欢迎，当安徽、浙江地区的乡绅发现朱元璋的这个意愿之后，于是就纷纷加入朱元璋的团队。

打不过就加入，乡绅阶层没有理由拒绝向他们敞开大门的朱元璋。于是，像李善长、冯国用、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浙江、安徽的在地方上极其有威望且有一定武装力量的精英都加入了朱元璋的团队。

刘基的个例最能说明这一阶层的心理。当朱元璋派人去请刘基时，对方一开始是拒绝的，最后是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选择加入朱元璋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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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代表了乡绅阶层

图源/剧照

可见，乡绅阶层在内心里是排斥朱元璋的，只是慑于对方的武力优势不得不合作罢了。

由此也可见，朱元璋虽然脱胎于红巾军，但此时的他已经与红巾军的理念渐行渐远，开始独立发展自己的事业，自成一系。

没办法，谁能代表更多人的利益，谁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尤其是实力雄厚的乡绅阶层，谁就能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乡绅精英的加入不仅给朱元璋带去了大量的资源，更是在战略战术层面保证了朱元璋一直走在正确的路上，比如：有人建议朱元璋大力发展生产、搞屯田，加大力度建设根据地；朱升劝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默默发展势力，不要做出头鸟让自己成为元朝的主要目标；李善长、刘基劝他，要加强军队纪律建设，巩固已经占领的城市，并把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及时讲给朱元璋听...

任何时代，谁掌握了高维的思想，能在战略层面对对方形成降维打击，谁就能始终站在优势地位，笑到最后。刘邦凭借强大的人才库耗死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朱元璋也是凭借精英的集体智慧不断进化，最终成为元末群雄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人才优势让朱元璋吃到的最大红利就是，没有犯战略层面的错误。红巾军势力虽然强大，但却是各自为政，不能统一战略、统一指挥，形成合力进行集团式发展。就是在刘福通集团内部，力量也是极为分散。刘福通部打仗时经常是几路分兵出发，由于缺乏统一战略，不能通盘指挥，往往造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局面，并不能将兵力上的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

而且，像刘福通、陈友谅虽然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刘福通建都开封、陈友谅建都武汉，在远征的过程中他们经常也能打下来很多地方，消灭大量元军，但却并不能及时消化打下来的地方，建设成自己的根据地，导致在他们走后，那些地方又被元军和地方乡绅重新占领。

这就是战略的瑕疵对团队整体发展的制约。遥想当年，秦军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将打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及时消化最终形成了大秦的万里江山。

大秦能够完成一统，除了秦军将士的勇猛善战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秦国能够通过蚕食战略和郡县制不断消化打下的土地，与关中一体，拼凑出大秦稳固的根据地，用范雎的话来说就是：“得尺则王之尺，得寸则王之寸也。”

能打不是优势，能将打下的土地消化真正变成自己的根据地才算本事，才能走的更长远。

而朱元璋就不一样了，1356年3月，朱元璋一举攻克东南战略重镇集庆，改名应天（南京），然后就是以应天为中心开始逐渐蚕食周边，先是长江上游的陈友谅，接着又是下游的张士诚，朱元璋没有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稳扎稳打逐渐蚕食，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东南地理版块。

这里多说一句，张士诚的失败除了能力层面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外，其没有像红巾军那样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以团结更多的人也是主要原因。另外，方国珍、张士诚这些人反复无常、决战意志不坚定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有了完整的东南地理版块，朱元璋就可以凭借东南的人口、经济优势发动北伐，就是在灭亡元朝的最后阶段，朱元璋依然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户，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

朱元璋在创业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被成功的结果牵引着作出一些急躁的举动，始终是稳扎稳打，逐步蚕食，将打下的地方发展为自己的根据地然后达到围困对手的目的。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只有那些走得慢、走得稳的人才能稳稳地将胜利的果实握在手中。做事也是一个道理，慢就是快。

而朱元璋之所以能如此又是因为，他有强大的人才储备，有地方精英的支持。

另外，朱元璋能够成为历史上北伐成功第一人，除了江南当时已经在人口、经济、文化层面领跑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朱元璋在东南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能够将江南的优质资源形成合力向对手输出。

为什么桓温、刘裕、萧衍、陈顼、赵构等人不能北伐成功，除了江南的经济落后，没有人口优势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南朝内部矛盾太深，不能高度集权，将江南的资源形成合力向北方输出。

所以，朱元璋的成功除了经济和武力优势外，更多是赢在制度优势。

同时，朱元璋对政治口号的及时调整也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1368年，朱元璋在派徐达北伐时将核心矛盾定义为夷夏矛盾，以驱除异族恢复汉人故土的口号在政治层面先对蒙古人进行打击。再加上武力输出，蒙古人只能撤回草原。

可见，政治口号、战略的逐次升级才是朱元璋成功的核心原因。

当然，也有运气的成分。在朱元璋攻取应天的第二年，刘福通就兵分几路发动了大规模的远征行动：刘福通亲自攻取汴梁，进而北上大名、卫辉，闯入元朝在北方的核心地带；派毛贵攻略山东府县；派李武破武关，兵临长安；派关先生进军山西，从上党一路打到雁门，随后出塞，焚毁忽必烈建设的元上都，最后经辽阳一路打到高丽；还有一支打到了四川。

红巾军成功将朱元璋部和元军隔离开来，让朱元璋抓住这个空窗期攻城略地不断扩大、稳固自己在东南的根据地。等到元朝回过神来时，朱元璋已经成长为难以消灭的巨无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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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巾军间接成就了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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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朱元璋是抓住了刘福通和元军作战的空窗期才发展壮大的，对此，《明史》也表示承认：“福通遣将分道四出，破山东，寇秦晋，掠幽蓟，中原大乱，太祖故得次第略定江表。”

不过这也和朱元璋“缓称王”的战略有关。没有做出头鸟避免了他被元军重点狙击。

所以，也不要一味强调运气，归根结底还是和人有关系。

随后，明军又次第略定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大明的统一和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地理统一意义都不一样，表面上朱元璋是结束了元末长达二十年（1348—1368年）的乱局让天下再次稳定，但其将从公元755年因为安史之乱就和中原分离的幽云地区再次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意义就相当大了，这是这一地区在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再次回归汉人政权的体系。

将云南等边地纳入版图也是大明对中华领土版块的巨大贡献。

等于说，朱元璋解决的不仅是领土问题，更是复杂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怎么看，他都是历史的功臣。

所以，也就不要总是抓住人家的缺点说事，人无完人，这是赤裸裸的现实。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洪武末期，大明已经开垦出了八百多万顷的土地，合计八亿多亩，太祖高皇帝同时在文治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朱元璋的成功是个人能力和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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